南明史：一段悲剧

我读这本书是因为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感兴趣，那时有李自成、多尔衮等豪杰，有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有钱谦益、史可法等儒生，有柳如是等千古佳人，有吴三桂、左良玉等军阀，有弘光、永历等乱世君主，总之，明清易代可以有很多东西值得琢磨。顾诚的《南明史》用很好读的文笔写就了一部严肃的历史书，很值得一看。一本好书应当能给 人带来冲击力，读完后对一些问题有新的看法。《南明史》就在试图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一些传统史论的谬误，尽可能还原历史。

作者对“南明史”的时间界定于从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到1664年永历帝被俘，之后虽也有“反清复明”活动，但更多的是借着“复明”的旗号来“反清”，没有实质意义。腐朽如明王朝灭亡后尚能坚持反抗十几年，确实没让人想到。1644年是甲申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前一个“十七年”显得步履蹒跚，后两个“元年”则是新生的力量。

李自成

对李自成的失败，历来众说纷纭，主流观点是李自成等领导人后期骄奢淫逸，军队纪律松弛，没有保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导致丧失了民心。郭沫若1944年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批评李自成过早屠戮李岩等功臣，不能选贤任能（牛金星、刘宗敏、宋献策等好像都不是合格的参谋或将军），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约束部下在北京的胡作非为（这在很多小说中都有反映），导致吴三桂的倒戈，最终“由于种种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很多人后来认为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借古喻今，以崇祯比喻国民党，以李自成比喻共产党，以满洲贵族比喻日本。后来这篇文章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阅读材料广为流传，也为几年后“两个务必”造了舆论。

顾诚认为，上述看法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当李自成推出北京时有很多老百姓自愿跟随大顺军撤退，黄河流域生产也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出现大幅倒退，完全没有后来清入关后的破坏，反倒是农民军因为后来没有及时调整打击地主的政策而另地主阶级很失望，导致汉族内部分裂。退一步说，就算李自成进京城后腐化堕落了，但一个政权能在前后四十多天的时间内，在信息传播如此落后的时代中丧失民心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郭沫若之说毫无道理。

占领北京后，大部分明朝官僚比较淡定，积极向大顺政权报到争取录用。吴三桂也准备归顺大顺军，这时大顺军内部很多高级将领却在“解放区”继续打击官僚地主的政策，不断追赃，造成很多惨案，导致地主阶级很失望。本来，地主官僚和农民军同属汉族，文化相近，如果大顺政权能够顺利地很快蜕变成为新的王朝，不过就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改朝换代而已。大顺军更可能一统江山，抵御清朝入侵。但李自成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他和朱元璋最大的差距。这样以后很多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宁愿投靠异族也不愿为本族效力，吴三桂之流层出不穷，“亡国”变成了“亡天下”。

另一方面，李自成进北京后在北京、山海关方向兵力不足，没有和清军主力决战的意识。对吴三桂也是简单派了两名将军去招降，实际上没有掌握关宁军，也没有派嫡系部队接受山海关。这个问题不仅在山海关，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很多明军墙头草随风倒，看见大顺军势力大就投降，李自成也是简简单单进行认可，没有进行实质上的改编和控制，就像辛亥革命时一样。李自成有能力却没有这么做，是他用人之误。后来一旦农民军打了败仗，这些将领就反叛农民军投向清军，大顺政权随即土崩瓦解，大顺军又陷入了起家时的流动作战状态。

所以，李自成的失败归根到底是没有做皇帝的才能，没有战略眼光。把李自成和我党在闹革命时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高下立判。单是党对土豪劣绅的土地政策就反反复复变了六七次，最后这些土豪劣绅能不被整下去，党能不统一全国吗？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李自成也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削弱明朝的实力，不会建立抗清统一战线，前期却成为抗清主力，能不失败吗？李自成可能是个好人，但不适合在乱世当皇帝。换句话说，历史给了李自成“奉天承运”的机会，他没有能力抓住。

南明

说实话，我对南明没什么感觉。南明无非是几个士大夫或将军利用朱明王朝的旗号达到自己目的一系列历史闹剧而已。这些目的，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男盗女娼。无论是历来被认为是正人君子的史可法、钱谦益还是千古小人马士英，拥立皇帝时考虑的都不是江山社稷而是接口“立贤”使自己站正确队伍然后从皇帝那捞取政治资本，至于候选人贤与不贤则由文臣说了算，结果表明君子和小人想拥立的贤人都是昏君；所不同的是，钱谦益等东林党、复社人士更能引经据典占领道德制高点，然后经过黄宗羲等在史书上的“杨善抑恶”，君子和小人就区分出来了。钱谦益等人不仅没有坚持原则，而且在党争中也使用了很多不光彩的手段。弘光朝灭亡后，东林党人把原因归结于马士英等奸臣当道，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和虚伪寻找借口。最令我吃惊的是，南迁之初，南明的主要权臣都主张联合清军镇压农民军，而没有看到李自成败退西安后的主要敌人已经是清朝，史可法、钱谦益、马士英等人都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清朝倾力围剿李自成的时候，南明君臣却没有趁机收复失地，而是隔岸观火，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多尔衮一直声称自己是为了给崇祯报仇才不得已进入中原镇压农民军，期间还写信指责南明对农民军作战不积极，对祖宗不敬，史可法向多尔衮写信表示歉意。读多尔衮和南明君臣之间的几封信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语气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别人都对自己的不思进取看不过去，南明真是够可以的。君臣不图进取而争相内耗造成了客观条件最好的弘光朝仅一年多就被消灭。所以历史书上的君子和小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差别主要是写历史的人造出来的。

这里插一句，前天在西西河社区上看到一篇文章《读史的三个境界》，首先是不知人物善恶，其次是不知政策对错，最高境界是不知事情真假。后两个境界颇有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但是也有相对主义的嫌疑，极端情况就是没有好人没有坏人，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挺佩服这篇文章作者的见识。里面南怀瑾有句话很经典，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可能除了人名、地名和时间外都是假的，小说里除了名字是假的其它可能都是真的。那我们到底相信什么？

明朝的文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丞相，却没想到他的后世子孙不争气，内阁在明后期成了实际权力中心。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揭示了文臣误国的问题，一些文臣为了在史书上千古流芳而用儒家经典批判时政，揭发廷臣，实际上他们自己没什么实际本事，就会借助国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没有为国分忧不说还立了高高的牌坊。

除明初外明朝一直是文臣居于武将之上，但乱世中南明的文臣党争依旧，君臣在生死存亡之际只能倚重武将，结果南明和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朝代灭亡前后一样都形成了武将跋扈掌握实际权力的状况。这些武将作战无能，在清军和农民军前闻风丧胆，鱼肉百姓倒是非常在行，大量军费养的只是一群废物。结果弘光朝后的几位皇帝实际上被武将挟持，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一旦形势不利还可以出卖皇帝为清朝立功。武将跋扈，生灵涂炭，国家积贫积弱，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都很多。

南明的皇帝也很有喜感。能在南方被群臣视为奇货可居的几位朱姓王孙生在国家覆灭的时刻是他们的极大不幸。他们的封地本不在江南，只是因为躲避农民军而到江南避难，一路落魄急急如丧家之犬，体验了人间的冷暖，一朝当上皇帝本应奋发图强，让人民能够当稳奴隶，结果很令我们失望。弘光在南京即位后重新找回了富贵的感觉，终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被时人誉为集“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于一人，“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实属不易。继弘光之后的监国原潞王朱常淓开始时死也不愿意当皇帝，在清军兵临城下时竟丧心病狂地公然在城墙上犒劳清军，作者用“丧心病狂”形容朱常淓，真是恰如其分，我读到这一句时不禁反复研读，几天都在想那个“丧心病狂”的场面，咀嚼“丧心病狂”这个词。南明最后的永历帝逃入缅甸后，和群臣一起去红灯区寻欢作乐，在当地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天朝上国”的后代在缅甸的作为直接遭人鄙视，永历们反正死期不远，倒也淡定。联想起他们的前几任皇帝如嘉靖、正德、万历等的所作所为，弘光、永历倒也不算太过分，明朝的大部分皇帝真是一群活宝。

如果这样的君臣能够中兴明朝，那才是黑白颠倒呢。

胜利者

作者称这本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写成的，在书的最后，作者认为由于李自成和南明的无能导致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余年，中国从明末勉强和世界同步到清末沦为一等弱国，其责任在于“满洲贵族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就是说，如果是李自成坐了天下，1840年可能中国就不会那么惨。我不相信，毕竟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在建国两百多年的时间后能保持强盛、活力依旧，清朝只不过是被推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另一方面，明清是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时期，李自成坐江山可能不会像清朝那样思想，社会生产不会遭到清初那么大的破坏，但顶多也就是另一个明朝或者如果后来的皇帝能够像话一点，两百年后仍不免积弱。如果明朝晚建立两百年，它和西方打交道的结果还指不定怎样。况且，农业文明再怎么发达也不会是工业文明的对手。